在新加坡这座以整洁、高效和法治闻名于世的花园城市中，有一个特殊的存在 —— 芽笼。它宛如一个矛盾体，与新加坡一贯的形象格格不入，却又真实地镶嵌在这个国家的版图之上，成为外界窥视新加坡社会复杂一面的窗口。
芽笼，地处新加坡的中心区以南、新加坡河以东，是一条由宽阔马路与两排低层骑楼构成的狭长街区。这里没有新加坡常见的新潮建筑，街道也谈不上干净整洁，秩序感的缺失更是与新加坡其他区域形成鲜明反差。每天傍晚，成群的站街妹便会出现在街头，这些未在政府登记的 “流莺”，构成了芽笼独特又略带隐晦的风景。而在附近妓院内，登记在册的妓女们则以暴露穿着与撩人姿态，吸引着前来寻欢的男人。这片街区，正是新加坡最大的政府指定红灯区，有着一个颇具文学色彩的名字 —— 芽笼（Geylang）。
芽笼绝非仅仅是风月场所的代名词，它的复杂性远超想象。街区内，庙宇与宗乡会馆随处可见，中式、马来式等多元风格的建筑并肩而立，不同信仰在此交融。美食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中餐、马来餐、印度餐等各类佳肴应有尽有，让这里成为美食爱好者的天堂。尤其是单数巷，饭馆、咖啡店、酒吧等餐饮娱乐场所密集分布，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。双数巷虽多与风月相关，但也并非全然单一，一些小商店、小摊位穿插其中，售卖着各种特色商品。这种多元业态的混杂，使得芽笼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烟火气。
新加坡红灯区的历史，最早可追溯至英国殖民时期。19 世纪 20 年代，新加坡被纳入大英帝国版图，起初隶属于英属印度殖民政府，后于 60 年代末升格为直辖殖民地。直辖后，航运业和橡胶业迅猛发展，大量国外男性劳动力涌入。这一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，催生了卖淫产业，妓院如雨后春笋般在新加坡河沿岸涌现。
彼时，英国殖民政府对这一现象采取了放任态度，只要不扰乱正常贸易秩序，便不加干涉。在这种政策的纵容下，妓院野蛮生长，数量激增，花样翻新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是贩卖妇女和女童卖淫等严重罪行的泛滥，不仅严重损害了地区声誉，也对主流社会的生活和生产造成了负面影响。一方面，自由竞争导致卖淫产业供给过剩、价格下跌，刺激了更多男人嫖娼，这让体面的正派人士难以接受；另一方面，大量资金流入黑恶势力手中，影响了正常生意人的利益。同时，19 世纪末欧洲兴起的 “女权主义” 思潮也波及英国，英国女权主义者强烈抨击殖民地的卖淫 “罪恶”，要求政府干预。
在多方压力之下，1927 年，英国殖民政府颁布法令，禁止女性移民到新加坡卖淫；1930 年，又宣布经营妓院违法。不过，这一时期并未取缔卖淫本身，而是允许新加坡本地女性在自愿情况下以 “个体户” 形式从业，这一 “遏止和管制” 策略，为日后新加坡相关政策奠定了基础。
1963 年新加坡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，1965 年又独立建国。独立后的新加坡政府，继承并调整了英国殖民政府的策略，形成了 “不合法，不取缔，管起来” 的九字方针。经营妓院依旧没有合法依据，卖淫处于复杂的灰色地带：自愿卖淫虽合法，但公开拉客、利用卖淫盈利以及外国游客从事卖淫均被禁止，且政府明确表示没有将其合法化的打算。
新加坡政府之所以不取缔卖淫产业，主要基于两方面考量：一是取缔难度极大，诸多国家的实践已证明，将卖淫定罪只会使其转入地下，犯罪集团更容易趁机控制产业；二是不能取缔，新加坡长期存在庞大的外劳群体，约占人口总数的三成，且多为男性。他们从事低端职业，缺乏正常的性满足途径，若强行取缔卖淫，可能将一般女性置于危险境地。
为此，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管控目标与政策：
控制疾病传播：对自愿从事卖淫工作的女性进行登记，发放工作证（“黄卡”），并要求定期体检。这些女性大多来自海外，入境后需先到警方登记，再前往指定医疗中心体检，接受艾滋病和性病知识、“执业” 安全守则等教育，体检合格后才能获得 “健康卡” 开始工作。政府规定，入境新人前六个月每月体检一次，之后改为每三个月一次。一旦发现患有艾滋病或性病，立即停止工作甚至遣返，且工作满两年必须离开新加坡，不得再次入境。
控制诱发性嫖娼：政府反对妓院公开拉客，要求在店内交易，也禁止按摩房、酒吧、KTV 等场所涉足卖淫业务。但在芽笼，拉客现象屡禁不止，警方只能通过定期巡街驱散站街流莺、偶尔开展扫荡行动进行限制。警方重点打击站街流莺，对咖啡店、按摩房等场所检查相对不频繁，酒店则基本有报案才查。
控制对外影响：将分散的妓院集中到指定红灯区，对区内持证卖淫行为予以容忍。政府试图通过设立红灯区，将妓女隔离起来，限制其活动范围，规定除体检和身体不适时，不得外出、外宿，只能在红灯区内活动。
控制治安状况：警方重视打击红灯区内的非法聚赌、售酒、贩卖毒品、禁药和私烟以及秘密社团组织等行为，这也是当地居民和议员常抱怨的问题，巡街成为警察维护治安的重要手段。
控制执法影响：政府在执法时需谨慎权衡，加强针对外国女性的入境检查虽能堵住流莺源头，但会增加执法成本、延误游客行程，影响旅游经济。警方日常巡街和查房也不能过度影响当地生意，以免引发商家抱怨。
在芽笼这片鱼龙混杂的区域，各方势力在此交织，形成了独特的底层生态。有执照的妓院按规划分布在街道一侧的 4 巷到 20 巷，但近年来已突破限制扩散至其他巷子。另一侧的单数巷则分布着饭馆、咖啡店、社团、寺庙等。
外劳是这里的主要居民群体，他们因芽笼房租便宜而聚居于此。每天傍晚，外劳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后，会在街道一侧的饭馆吃饭、休闲，部分人会前往另一侧的妓院附近观望，少数人会选择 “消费”。在卖淫生意上，流莺与妓院相互竞争，妓院老板虽讨厌流莺却又无可奈何，因自身也有不合法行为，且警方频繁巡街会影响客流，所以双方多选择私了解决冲突。
流莺群体构成复杂，多为外国女性，通过短期旅游签证入境新加坡，年龄跨度大，甚至有 “陪读妈妈”。为保护自己，流莺常与街头混混合作，让其把风、当保镖，甚至帮忙拉客。对于警方而言，驱散和抓捕流莺是为控制性交易扩张、防范公共健康风险，但也清楚流莺难以真正取缔，这是一场 “猫和老鼠” 的持久战，若不让流莺在芽笼站街，她们将流散到整个新加坡，更难管理。然而，警方又不能放任流莺壮大，因其与街头混混关联紧密，可能引发一系列违法活动。
当地部分居民对区内治安、卫生等状况不满，希望政府加大查处力度，甚至要求将芽笼改造成正常商业街，但这一诉求难以实现，妓院、商铺和酒店也坚决反对，认为抱怨者是 “装纯”。
芽笼在新加坡一直是极具争议的存在。一方认为，为了社会稳定和外劳群体的需求，必须容忍芽笼的存在；另一方则主张让芽笼 “熄灯”，认为其是社会问题的根源。2013 年 “小印度骚乱事件” 的发生，使后一种观点的说服力增强。“小印度” 同样有政府指定红灯区，骚乱发生后，人们将目光投向芽笼，“让芽笼熄灯” 的呼声渐起。
但实际上，“让芽笼熄灯” 并不现实。新加坡的发展依赖外劳，外劳承担着新加坡人不愿从事的工作，却因收入微薄、缺乏资源和意愿融入当地，难以拥有正常家庭生活。取缔红灯区，外劳的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，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社会问题。而且，警方只能取缔红灯区，无法取缔流莺，流莺失去芽笼后将扩散到整个新加坡。此外，高级流莺通过网站、社交软件等方式招揽生意，目标客户为新加坡中产阶级，这种 “包小姐” 模式对社会伦理的破坏力更强，若过度打击红灯区，可能促使流莺普遍采用这种模式，让政府更加难以管控。
新加坡政府在芽笼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，芽笼的存在虽丑陋却公开、集中且可控，若要 “熄灯”，谁来买单，如何解决背后深层次的社会问题，都是亟待思考却又难以破解的难题。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芽笼仍将以其独特而复杂的姿态，继续存在于新加坡的城市版图之中，见证着这个国家在传统道德、现代法治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艰难探索与平衡。
